南宋画家赵伯驹《江山秋色图》
与唐诗争奇斗艳的宋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词既有豪放派词人的磅礴气势，也有婉约派词人的柔情蜜意，其内容丰富多样，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情感，还体现了宋人对于自然环境、山水田园的热爱。
1.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苏轼《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由黄州调任汝州，赴任途中，曾于泗州小住，这首《浣溪沙》是与友人在泗州附近南山游玩时所写。上片写沿途景色，南山天气微寒，风斜雨细，稍后天气放晴，烟云浅淡，冬日河滩成片的柳树柳叶稀疏，尽沐清晖。下片写午时小休，烹茶野餐。乳白色的香茶伴着春盘中的新鲜野菜，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宋朝建立后，定都汴京，人口最盛时超过百万，需消耗大量木材与燃料，因而对林木资源的重要性有比较充分的认识，制定了很多法令及相关措施，保护林木资源、劝课农桑、推广林木种植。立国之初，宋太祖就诏令百姓按户等种树，据《宋史·食货上》记载：“（太祖）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对垦荒种植者推行免租税政策，以鼓励种植经济林木。同时，对不履职的官员给予惩罚，《宋刑统》卷十三《户婚律》中专门有“课农桑”条：“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
《宋刑统》在“课农桑”疏议中还明确每户应种植棵数，里正检查的时间、方式都加以详细规定，以便于执行：“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每亩），榆枣各十根以上……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若应合受田而不授，应合还公田而不收，应合课田农而不课，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
宋朝法律对乱砍滥伐林木的行为予以严厉处罚。据《宋大诏令集》卷198《禁约上·禁伐桑枣诏》记载，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下诏：“桑枣之利，衣食所资，用济公私，岂宜剪伐，如闻百姓斫伐桑枣为樵薪者，其令州县禁止之。”对盗伐者从严惩处，“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毁伐桑枣严重者罪可处死，可见对桑枣等林木的保护力度之大。此外，《宋刑统》“杂律”规定：“诸于官私田园辄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弃毁者，亦如之。即持去者，准盗论。主司给与者，加一等。强持去者，以盗论。”对于擅自吃公私瓜果或损坏的以“坐赃”或“盗”论处。
“杂律”九规定了“弃毁官私器物树木”条，即：“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还规定：“如有因仇嫌，心生蠹害，剥人桑树致枯死者，至三功（于木身去地一尺，围量积满四十二尺为一功），绞；不满三功及不至枯死者，等第科断。”按此规定，致他人林木枯死严重的可以处绞刑！
《宋刑统》在“贼盗律”中设有“发冢盗园陵内草木”条明确规定：“诸盗园陵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在“贸易官物取人山野刈伐积聚物”条规定：“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宋刑统》对于失火毁林的予以重罚，在“杂律”四“失火”节规定：“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2.
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主人怜汝汝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
白沙远浦。青泥别渚。剩有虾跳鳅舞。听君飞去饱时来，看头上、风吹一缕。
——辛弃疾《鹊桥仙·赠鹭鸶》
辛弃疾这首词以人鸟对话的形式写就，上片写词人把白鹭招来，对白鹭晓之以理，告诉它，门前小溪里的鱼儿寥寥可数，不能再捉了，应当像主人体谅它一样体谅鱼儿的命运，表达了对游鱼的爱怜，抒发了词人对自由自在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物我欣然一处”理想的追求。下片写词人劝白鹭去“远浦”“别渚”，以“虾”“鳅”为食。
宋朝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诏令比较完善。据《宋史·太祖本纪一》记载，建隆二年（961年）二月，宋太祖下诏：“禁春夏捕鱼射鸟。”另据《宋大诏令集》“禁约上·二月至九月禁捕猎诏”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下诏：“方春阳和之时，鸟兽滋育，民或捕取以食，甚伤生理，而逆时令，自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持竿挟弹，探巢摘卵。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诏令不但规定了禁猎时间，而且要求州县官员在公共场所显著位置张贴诏书广而告之，对于违犯者处以重罪。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宋真宗下诏：“禁京师民卖杀鸟兽药。”以防止对野生动物过度捕杀。
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年），北宋上层人兴起了戴鹿胎冠的风气。一时间杀鹿取胎，制作冠帽十分盛行，大量鹿类被猎杀。宋仁宗为制止此股不良之风，下诏：“宜令刑部遍牒施行，应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杀鹿胎，并制鹿胎冠子。如有违犯，许人陈告，犯人严行断遣。告事人如告获捕鹿胎人，赏钱二十贯。告戴鹿胎冠子并制造人，赏钱五十贯。以犯人家财充。”此诏令不但禁止士民戴鹿胎冠，而且还鼓励百姓告发佩戴及制造鹿胎冠的人。
宋代上层社会还曾流行乘坐用狨毛皮缝制的绒座，“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长，色如黄金，取而缝之，数十片成一座，价直（值）钱百千”。绒座主要用狨脊皮毛制成，制作一个绒座要用数十片狨脊皮毛，而绒座柔软舒适，色彩金黄，高官贵族竞相采买，造成对野生狨的大量捕杀。天禧元年（1017年），为限制捕杀狨制作绒座，朝廷下诏，严令“禁捕采取狨毛”。
3.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欧阳修《采桑子》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移知颍州，有感于此地“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欧阳修出知亳州，特意绕道颍州。数年后，他终于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得以如愿归居颍州。北宋时颍州西湖清澈幽美，据《正德颍州志》记载：“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湖长十里，广三里。”欧阳修在几次游览后，创作了十首《采桑子》咏颍州西湖景物，此词便为其中第一首。全词以轻松淡雅的笔调，描写春色怀抱中的西湖，色调清丽，风格娟秀，充满诗情画意。
宋朝经济发展对农业灌溉、水路漕运的需求大增，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更为迫切。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开宝五年（972年）二月，宋太祖颁布诏书：“自今开封府、天雄军、郓、澶、沧、滑、孟、濮、怀、郑、齐、棣、德、博、淄、卫、滨十七处各置河堤判官一员，即以逐州通判充；如阙通判，委本州判官兼领之。”即在开封府、天雄军等十七处设置河堤判官，负责水利管理。据《宋史·仁宗本纪》记载，嘉祐三年（1058年），宋仁宗为解决水官失职问题，诏令：“置都水监，罢三司河渠司。”设置专门负责水利管理事务的京都水监，以加强河防，“凡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都水监相当于河道总督，对各地方政府的河道治理进行监督、指导，对占用河道、影响泄洪的行为加以整治。
治平三年（1066年），宋英宗颁诏：陂泽之地，不得壅塞、侵耕，妨碍蓄水疏流；各州、县，分派“乡耆”，逐季巡查，不得容纵侵耕；告发者按侵耕面积，每亩赏钱三千，以犯事人家财充给，并将侵耕所得地利入官；违者，有关官吏及侵耕人，以违制之罪处罚。
在法律上，《宋刑统》专门有“不修隄防”条：“诸不修隄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对有责任的官员因不修或不及时修隄防，要处以杖责，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也要追究相应责任。
此条还规定了“盗决隄防”罪：“诸盗决隄防者，杖一百。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其故决隄防者，徒三年；漂失赃重者，准盗论；以故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对盗决隄防破坏水利设施的予以严惩。
在水资源的分配上，宋朝在《庆元条法事类》“农田水利”卷规定：“诸田为水所冲，不循旧流而有新出之地者，以新出地给被冲之家，虽在他县亦如之。两家以上被冲而地少给不足者，随所冲顷亩多少均给。其两岸异管，从中流为断。”在《宋刑统》“户婚律”中也有相关规定：“诸田为水侵射，不依旧流，新出之地先给被侵之家。”这些规定确立公平用水原则。在灌溉用水方面，《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以水溉田，皆从下始，仍先稻后陆。若渠堰应修者，先役用水之家，其碾硙之类壅水，于公私有害者，除之。”即确立了下游优先于上游、水田优先于旱地、兴修水利以受益者优先、漕运灌溉优先于碾硙（利用水力磨茶的装置）的原则。
4.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
柳永这首《望海潮》描绘了杭州繁华的盛况，上阕鸟瞰杭州全貌，之后从各方面描写了其“形胜”与繁华。下阕先歌咏西湖，无论白天晚上，泛舟西湖，有优美的羌笛和采莲的歌声。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说：“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此说虽有些夸张，但此两句确实把西湖乃至整个杭州最美的特征概括出来了，从此词可以想见当年对于城市环境管理的效果。
北宋都城汴京（又叫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作为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污水，面临着极大的环境压力。宋朝对于城市环境卫生的治理主要从建立垃圾清理制度、规范排污行为及城市绿化三方面开展。北宋时期即设置街道司，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街道司主要职责为“掌治京师道路，以奉乘舆出入”。其人员编制主要置“勾当官二员，以大使臣或三班使臣领之”。同时下属人员以“五百人为额，立充街道指挥例物，每人交钱二千，青衫子一领”。即统一着青衫子服装负责京师道路卫生养护事宜。据《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除街道司外，还“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去钱犒之”。即政府出资雇用贫困者、流浪者，专职负责垃圾、污物的清理。
宋朝还以法律形式禁止影响市容市貌的排污行为。《宋刑统》“杂律”“侵巷街阡陌”条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其穿垣出秽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进一步解释此条：“侵巷街、阡陌，谓公行之所，若许私侵，便有所废，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谓于巷街、阡陌种物及垦食者，笞五十。”“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并合禁约，不禁者，与犯罪人同坐。”这一规定即对随意排污、占地种植者进行处理，对于不作为的官员也同样处理。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六月，针对汴京城内众多居民侵占街衢的现象，宋仁宗下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此项诏令中“立表木”指的是在街道两侧竖立表木，沿表木测量距离，以此来作为侵街的警戒线，继而限制官民侵街违建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