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太尉高柔走完了九十年的漫长人生。他位极人臣，寿臻九秩，儿孙荣显，看似实现了福禄寿的圆满。但是，回溯他的一生，高柔亲历了太多的危难险阻与惊涛骇浪，更见证了曹魏从群雄中崛起到政权旁落、大厦将倾的全过程。
高柔，字文惠，东汉末年陈留圉（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圉镇镇）人。因其从兄高干是曹操政敌袁绍的外甥，高柔困于时局，归降曹操后，初期颇受猜忌。为求自保，他甘于清贫，勤于砥砺，久任法职，终于在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50岁时升任廷尉，并在此岗位任职长达23年，贯通整个明帝时期，直至齐王曹芳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才转任太常，“旬日迁司空”，三年徙司徒。在嘉平元年（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变”中，他假节行大将军事坐镇曹爽营，政治上最终选择了司马懿阵营。
高柔在曹操当政时，被任命为刺奸令史，“处法允当，狱无留滞”“夙夜匪懈，至拥膝抱文书而寝”，稍获曹操认可。后转拜丞相理曹掾，开始在一些重要法职上独当一面，因成功处理“宋金案”而显露出其卓越的法律才能。
当时，曹操为加强对军队的管理，曾规定“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大概这种规定未能从根本上遏制士兵逃亡事件的发生，于是曹操欲加大惩罚力度。恰在此时，据传宋金等在合肥前线逃亡。按曹魏军事化管理的规定，当兵的人及其家属被称为“士家”，士家子弟须世代当兵。士家婚配也只能限于同类，寡妇甚至由政府任意婚配。后来才规定“士”立了功，封了侯，死后其妻可免予配嫁。总之，“士家”的地位很低贱。因此，作为“士家”的宋金母妻及两弟此时皆在官家配役。为整肃军纪，处理该案的有司上奏欲将宋金的四位亲人一并处死。高柔认为处罚太重，于是进言：“士卒在前线逃亡，这种行为确实可恶。但其中肯定有不少反悔之人。若一概用‘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的科条予以惩罚，本已令逃亡者无比绝望，难以回头；若加重处罚力度，士卒中只要有人逃亡，同什伍的人就会因害怕受株连而一并逃亡。如此一来，重刑不但阻止不了逃亡，反而会致使更多的人逃亡！”曹操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便没有处死宋金的母、弟，比附此例而免死的人很多，但宋金的妻子并未出现在赦免之列。
除了“宋金案”，高柔在处理其他案件时同样展现出卓越的法律素养和公正的态度。在“窦礼案”中，护军营士窦礼忽然失踪，被认定为“必已逃亡”，依法没其作为“士家”配役的妻及子女为官奴婢，有可能是魏文、明二帝时减轻了前文所引曹操时“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的条文，改为“军征士亡，没其家属为官奴婢”了。窦礼之妻盈接连去州府鸣冤，无人理会，于是直诉至廷尉。廷尉高柔在问询后得知，窦礼品行端正，顾念家人，必不会逃亡；也与他人无仇怨，进而得知他曾借钱给同营兵士焦子文。在高柔机智的诘问下，焦子文最终交代了因欠债难还而杀害窦礼的犯罪事实。窦礼沉冤得雪，明帝特下诏开释窦礼的妻子为平民，并昭告天下，以窦礼一案为戒。
在“解弘案”中，明帝时有法律规定：“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即官吏给父母、祖父母等治丧守孝的，给一百天假，之后回归原岗位。司徒下属的官吏解弘因遭父丧，满百日后恰遇军事行动，本应按规定回归岗位、奔赴前线，但他以患病为由迁延不归。明帝大怒，下诏说：“你不是大孝子曾参与闵损，讲什么因守孝致使身体羸弱（而不能返岗）呢！”催促廷尉考竟他。高柔在审讯解弘时发现他身体确实十分羸弱，于是就将他的特殊情况奏报给明帝并建议宽大处理。明帝因此觉悟，并称赞解弘的至孝之行，也原谅了他未及时奔赴前线之过。
在以上三个案件中，不难看出高柔对“五听”等审讯方式的运用，能做到以案件事实为基础，进而正确适用法律，必要时还能运用恰当的方式开导人主，依情合理遵法地处理疑难案件。案件的审断过程体现出其高尚的人文关怀、精深的律学修养与高超的审案技巧。其效法张释之，以“天下之平”为己任；体味于定国“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的精义；向往“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的境界。以张释之、于定国为榜样，最终自己也成为后世廷尉效仿的榜样。南齐孔稚珪曾说，“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元常、文惠，绩映魏阁。”将其与张释之、于定国、钟繇等著名廷尉相比肩。
但奇怪的是，作为曹魏任职时间最长的廷尉，廷尉生涯纵贯魏文帝、明帝及齐王芳三代帝王，高柔竟未能参与曹魏律令的修订工作，这十分可惜，同时也是非常令人生疑的人事安排。他的主战场除了审断案件外，还有上疏议政。他在曹操、曹丕当政时，曾谏诤过他们因重用校事而给政治秩序带来破坏的行为，谏阻过曹丕枉法考竟治书执法鲍勋的案件；也曾劝谏过明帝大兴典舍、广采众女之不妥，及因猎法严峻，宜阳典农刘龟被下属张京举告于禁内射兔一案。这些谏言都体现了他耿介为公与卓然不群的品格。
在汉魏晋政治动荡的时局中，高柔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从年轻时跟随曹操起，即任法职，至73岁才转任太常，职业生涯近50年奉献给了曹魏的法律事业，他是我国古代极其罕见的一人一生从事一职业的人。当身边出身世家的诸多同僚不断变换工作岗位，进入政权中枢甚至升任宰相时，高廷尉依然纹丝不动地坚守在岗位上，岂能真的心无波澜？不论是他自己有意远离政权中枢，还是曹魏帝王刻意疏远于他，从他长期担任法职，较少参与政权核心决策等情况来看，他与曹魏政权的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疏离，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份置身事外的高远与清醒。“高平陵事变”前夕，司马氏与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集团矛盾已激化至兵戎相见的边缘。高柔审时度势，助力司马懿稳定局势，完成了政治立场的转向。但从其家族在西晋的政治地位来看，他的儿子高光也曾任廷尉，似乎走的还是他的老路。
（作者为湘潭大学法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