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公元前584年—公元前522年），春秋郑国人，名公孙侨，字子产，是郑简公、郑定公时期的执政大臣，执政二十余年。子产执政期间，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励精图治，大胆推行“作封洫”“作丘赋”“铸刑书”三大内政改革，其中“铸刑书”作为法治举措，影响深远。

　　“铸刑书”指公元前536年，子产把新制定的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作为国家常法公布于众，令国民周知，此举开创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在人类文明演进中，鼎由炊具演变为象征权力的礼器，子产铸刑于鼎，把礼器作为法律的载体，依托礼器以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在礼上，以法代礼，法一经公布，就不得篡改，不得毁弃，必须遵守。铸刑于鼎这一举动别出心裁，富有创意，彰显了法的客观性和固定性。

　　子产“铸刑书”的意义堪称划时代。首先，它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在此之前，法律仅为极少数奴隶主贵族所掌握，他们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对自己管辖下的民众滥用刑罚，使得民众经常处于“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恐惧中。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力量的变化，新兴封建势力、商人、平民皆要求公布刑书。成文法的公布使民众可以依据法律条文争取正当权益，预测个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司法垄断权。其次，它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成文法的公布，意味着贵族犯法也要按照刑书规定处罚，与平民同样对待。再次，以法律形式维护和巩固了田制和军赋改革的成果，公开承认并保护私有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由于公开刑书限制贵族特权、消解贵族的擅断空间，子产“铸刑书”遭到各种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晋国大夫叔向便曾致信痛斥其“弃礼而征于书”。子产并非“弃礼从法”，而是主张“礼法折衷”，在新旧势力没有充分分化的情况下，试图以法律补充礼制的不足。但事实上，礼、法毕竟代表新旧势力的不同意志，二者不可能冰炭同炉、并行不悖、和平共处。最终，礼与法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冲突，这是子产始料未及的，他只得被动地弃礼从法，以法救世。当然，子产“铸刑书”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二十余年后，晋国的范宣子亦“铸刑鼎”，公布晋国的成文法，“铸刑书”“铸刑鼎”标志着奴隶制礼制的瓦解和封建法制的建立，并为以后战国时期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子产还是“宽猛相济”施政思想的早期实践者。宽，强调道德教化和怀柔宽容；猛，主张严刑峻法和暴力镇压。子产执政之初，鉴于政局复杂，根基未稳，主要采取“宽”的施政方针，主张“为政必以德”（《史记·郑世家》），推行开明政治，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当规章制度与众人意愿发生冲突时，切忌一意孤行，强调顺乎民意。其二，“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左传·襄公三十年》）。对势力强大的显贵望族，推行宽容谦让政策，适当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求减少执政的阻力，迅速打开局面。其三，“不毁乡校”，放宽对言论的控制。当时，郑人常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国家政治，大夫然明建议拆毁乡校，子产拒绝说：这样做有必要吗？大家早晚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在一起谈论为政的得失，他们喜欢的，我就推行，他们厌恶的，我就改正，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我只听说用尽力做好事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利用权威不能很快制止议论，这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洪水决堤而出，伤人必然很多，我不能挽救，不如把水小小地放掉一点，加以疏导，不如让我听到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子产允许他人发表不同意见，批评时政，自己择善而从，闻过则改，树立了开明政治的良好风气。

　　到了执政后期，随着势力巩固与成文法的公布，子产由主张宽转而强调猛，这表现在严格立法、严厉执法和司法上。首先，首恶必办。对为非作歹、不得人心的腐败贵族，历数罪状，痛下杀手。其次，违法必究。认真调查案情，核实口供，以事实为依据，以成文法为标准，犯了什么罪就依法处以相应的刑罚，“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522年，子产积劳成疾，临终前告诫继任者子大叔说：我死以后，你必然成为执政者，只有德行深厚的人才能以宽缓温和的政策使民众顺服；要是德行不足以推行宽政，不如实行威猛严厉的手段。他比喻说，火很猛烈，人们就对它望而生畏，因此被火烧死的人很少；水性柔弱，人们便对水掉以轻心，经常在水中嬉戏玩耍，淹死的人却很多。因此，宽政是很难推行的。子产的临终遗言，专门论及宽猛的内在联系，意味深长。子产认为，执政的最高境界是推行与人为善的宽政，但推行宽政难度很大，它以有德者为先决条件，依靠统治者高度的道德自觉；在社会动乱、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有德者销声匿迹的情况下，最切实可行的是推行猛政，建立强权政治，把法律规定得冷酷无情，严厉打击犯罪，从而使人畏惧，不敢以身试法，这也不失为走向安定的另一条途径。子产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更冷静地面对现实，当道德自觉无法实现时，退而求其次，依靠威严的法制作保障，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

　　子产的“宽猛相济”并非简单的“德治与法治对立”，而是“德主刑辅、礼法互补”的早期探索。“宽”是德治的内核，“猛”是法治的保障，二者的核心在“济”，即相辅相成、因时制宜。这种思想认识到了法律的惩戒与震慑价值，为后世“礼法合治”的治理传统埋下思想的种子，至今仍对国家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