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古代又称“壶卢”“蒲芦”“匏”“瓠”“瓢”等，被古人视作瓜类植物。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已有葫芦和葫芦种子，而对葫芦的崇拜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盛行。葫芦是古人最初驯化的植物之一，华夏人种植葫芦至今已有近万年的历史。

　　葫芦是古代诗人艺术创作的题材，《诗经》中有“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匏有苦叶，济有深涉”的咏叹，可以看出古代劳动人民对葫芦的生长规律及价值很有认识。不仅如此，葫芦曾经是古代图腾崇拜的一种，在华夏民族的大家庭里，许多成员都崇拜过葫芦。汉、彝、怒、白、哈尼、基诺、黎、高山等族，都有关于各族出自葫芦的传说，云南哀牢山“罗罗”彝族供奉“祖先葫芦”。这些传说中都是最早的人类从葫芦中出来繁衍后代，成为人类的始祖。《诗经》中有“緜緜瓜瓞，民之初生”一句，反映的就是上述内容，故旧时用此句作为祝颂子孙昌盛之辞。

　　《礼记·婚义》说：夫妇“共牢而食，合卺而醑，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俗称新婚夫妇喝交杯酒为“合卺”，夫妇成婚也叫“合卺”。这一礼节，现仍存于彝族的婚礼活动中。在汉族婚礼中，后来演变为用两个杯子代替，称喝“交杯盏”或“交杯饮”。

　　葫芦还是孕育生命的象征。《东京梦华录》载：八月秋社，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儿、枣儿为遗，赠送出家的女性后辈；父亲以葫芦、红枣送给出嫁的女儿，兄弟也以此为赠礼献给回家探望的姊妹，均为她们祈祝怀孕生子。在民间美术作品中，有不少将葫芦作为乞子祥物的题材，并被投之于实际的应用之中。如作为窗花、礼花的剪纸作品，在陕西便有“葫芦生子”图样。在苗族剪纸作品中，有“姜央造人”的构图，姜央坐在葫芦里躲过洪水的灾难，并降伏放洪水的恶神雷公，用泥巴重新造了人。

　　古代的葫芦有许多奇妙的用途。它的外壳只要稍作加工，便成为天然的容器。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壶，酒器也；卢，饭器也。此物各像其形，又可为酒饭之器，因以名之。”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以葫芦为容器，盛水和食物，葫芦便成了原始先民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制陶术的出现对改善生活、便利家务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后来，聪明的祖先从葫芦分割后的变化多端的形状上，直接获得启示，便仿照葫芦的形式，烧成多种式样的陶器。

　　人所共知，道家所津津乐道的海上仙山也是“形如壶器”。因此，葫芦又成为仙风道骨道士的法宝灵物。八仙中的张果老远游时将葫芦拴在腰际，须臾不离；铁拐李身背葫芦，手拄铁拐，足迹四方，用葫芦中的灵丹妙药救世济民。

　　《史记·张丞相列传》载，汉高祖刘邦的属下张苍犯了法要被斩首，当他在刑场上解下衣服，伏在刑具上等着斩首时，安国侯王陵见他身材高大，“肥白如瓠”，爱惜他是一介“美士”，竟请求刘邦赦免他……在古代，“瓠肥”是或褒义或贬义的词。苏轼《后杞菊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陆游《书叹》曰：“布衣儒生例骨立，纨绔市儿皆瓠肥。”刘克庄《贬徐相师》诗则有：“使君岂必如椰大，丞相元来要瓠肥。”

　　葫芦曾在古代被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据说，周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所产的葫芦大得惊人。《蛮书》记载：直到唐时，滇西所产“瓠长丈余，皆三尺围”。这么大的葫芦，剖分之后，就是天然的独木舟。《庄子·逍遥游》里描叙得更加形象而具体：惠子告诉庄子：“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果）实五石……”庄子答：“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有这么大的葫芦，应该以葫芦为舟船遨游江湖。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想。

　　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考查，古代的笙是用葫芦作“斗子”的，即将竹管插入葫芦制成。这种乐器的声音，优雅动人，是古代特有的吹奏管乐器。古代人们在祭祀与喜庆活动里，用它伴奏歌舞。

　　葫芦又是很有功效的药用植物。《本草纲目》中有详细的记载。葫芦和人类历史与生活曾发生过如此密切的关系，对后人研究古文化提供了很好的佐料。同时，葫芦对华夏的贡献与作用非同小可。

　　葫芦之为物，藤蔓绵延，结食累累、籽粒繁多，而且葫芦谐音“福禄”，故被视作子孙万代连绵不绝的吉祥物，因此便有了多福多子的寓意。在民间，葫芦种植非常普遍。葫芦的品行也很泼辣，春天只要在墙根下埋下几粒种子，它们便会风风火火地长起来。它们的藤蔓爬上了墙头，碧绿的叶子能够遮掩半个院落。有的葫芦则会攀上临近墙根的树木，将白色的花朵一直开到树梢之上，一树繁花，美妙绝伦。

　　“瓠之为物也，累然而生，食之无穷，烹饪咸宜，最为佳蔬。”葫芦有一定的食用价值，其果嫩时可以煮食，葫芦叶嫩时也可作菜。成熟之后，既可以悬挂在屋里，作为辟邪的吉祥装饰物，又可以拿来做瓢舀水，是很多乡村人家的实用之物。

　　葫芦蔓上结着无数个葫芦的图案被誉为“子孙万代”，所取的就是葫芦结实多、藤蔓绵长的特点以及“蔓”与“万”的谐音。这种图案见于绘画、家具、什器、衣料、建筑、雕刻中，表达着我们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