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上，有一些独特做法。作为一代文学的典范，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元曲在文学语言上传承了唐诗、宋词，但在内容与表达上又有显著的变化，在反映平民生活题材上更加扩大。其中有大量反映山水草木方面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元朝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
1.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白朴《天净沙·秋》
白朴（1226年—1306年）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并称“元曲四大家”，其曲绮丽婉约。元曲以“天净沙”写景，似乎成为一时风气。马致远因《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被誉为“秋思之祖”。而另一首无名氏所作的《天净沙·平沙细草斑斑》写塞上秋景，既壮阔、苍茫，又明丽、多彩：“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黄云红叶青山。”白朴的这首小令通过撷取12种景物，描绘出一幅景色从萧瑟、寂寥到明朗、清丽的秋景图。
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深知草原在生存中的重要意义，对草原生态资源的保护极为重视。为了缓解草场的压力，“牧民把所有草场划分成一个圆周，每年都按照这个圆周运动，每个季节都是在前一年同样的土地上逐畜群而行”。利用季节的差异，合理地保护草地，最大限度地获取牧草，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草原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元朝建国之初，即以习惯法“约孙”约束人们的行为，严禁挖地、锄地、破坏草原植被，严禁放火烧荒。《大札撒》即《成吉思汗法典》，是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和建国初期颁布的一系列敕令、向臣民发出的训言以及部分习惯法构成的第一部蒙古成文法典。《大札撒》内容繁杂，刑罚严酷，其中有大量关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法律条文，如“禁草生而镬地”，即禁止以耕作方式锄地，破坏草原植被。规定：“禁遗火而燎荒，违者诛其家。”对失火烧毁草场的，要诛其全家。据《元史·刑法志·禁令》记载：“诸煎盐草地，辄纵野火延烧者，杖八十七。”
元朝建立后，进一步明确各级官吏巡禁野火的法律责任。据《大元通制条格·杂令·野火》记载，大德六年（1302年）八月，中书省刑部经批准发布：“煎办之原，灶草为先。所以蒙朝廷累降圣旨，委自管民正官专一关防禁治，无令野火烧燃。”“每年八月尽间，于煎盐灶草周围依例宽治火道，及令运司提调场官人等时复巡历草场。如有野火生发，随即举申理问。”“……不将灶草搬运到灶，或已到灶，并火道已里胤火烧燃，场官、灶户赔偿当罪。”
2.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杖立云沙，回首看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
——张养浩《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
张养浩（1270年—1329年），曾任监察御史，因批评时政被免职，散曲多写归隐生活，怀古和写景之作也很有特色。这首曲是作者隐居历城时所作，描写了云与山的相互映衬，云山缥缈的优美景色；登至半山回首，野鹿、山猿等动物在山中自在生活，表达了对云山的喜爱和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
忽必烈继位后，注重改变多年战争带来的耕地荒芜、林木毁损、环境破坏，鼓励种植林木，恢复农业生产。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立司农司，以“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并颁农桑之制十四条，据《元史·食货志》记载：“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还教导农民“趁时栽种”。据《元典章·户部卷·劝课》记载，朝廷要求地方“趁时多广开耕布种，开植桑枣树木。”“不数年功效昭著，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
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大司农司上诸路“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余株”。在推行种植经济林木之外，还要求在道路两侧种植树木美化环境。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颁布《道路栽植榆柳槐树》诏书：“自大都随路州县城郭周围并河渠两岸、急递铺道店侧畔，各随地宜，官民栽植榆、柳、槐树，令本处正官提点本地分人护长成树。”“春首栽植，务要生成。”地方官不仅负责栽植树木，还要负责树木成活。《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大汗曾命人在使臣及他人所经过一切要道上种植大树，各树相距二、三步，俾此种道旁皆有密接之极大树木，远处可以望见。俾行人日夜不至迷途。”
元朝一方面鼓励种植经济林木，一方面严格律令，对砍伐、毁坏林木的行为加以处罚。《道路栽植榆柳槐树》诏曰：“仍禁约蒙古、汉军、探马赤、权势诸色人等，不得纵头匹咽咬，亦不得非理斫伐。违者并仰各路达鲁花赤、管民官依例治罪。”《大元通制条格·田令·司农事例》规定：“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管民官、权豪势要人等，不得恣纵头匹损坏桑枣，踏践田禾，搔扰百姓。如有违犯之人，除军马营寨约会所管头目断遣，余者即仰本处官司就便治罪施行，并勒验所损田禾桑果分数赔偿。”《元史·刑法志·盗贼》中讲：“诸于迥野盗伐人材木者，免刺，计赃科断。”在一些特定区域禁伐林木，如“大禁地”，即皇帝、贵人的墓地，设专人看守，在方圆几十甚至几百里范围内，禁止人员进入，还在一些寺庙周围禁止砍柴、狩猎，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林木的作用。
3.
揉蓝靛绿水溪头，铺腻粉白蘋岸边，抹胭脂红叶林前，将笠檐儿慢卷，迎头，仰面，偷睛儿觑见碧天外雁行现，写破祥云一片笺，头直上慢慢盘旋。忙拈鹊画弓，急取雕翎箭，端直了燕尾鹓，搭上虎筋弦，秋月弓圆，箭发如飞电。觑高低无侧偏，正中宾鸿，落在蒹葭不见。
——乔吉《南吕·梁州第七·射雁》
乔吉（1280年—1345年）的这篇散曲是一幅金秋射雁图，又是一曲雁的悲歌。诗人先描写了金秋景色，接着笔锋一转，引出一个射雁者，“慢卷”“迎头”“仰面”，动作极为传神。看到天上飞雁后，“忙拈”“急取”“端直”“搭上”四个连续动作，写出了射雁者的眼疾手快，箭疾如电，正中鸿雁，跌落在芦苇中。猎手迅速寻找猎物，惊得水鸟或飞或跳，惊得鸳鸯急钻入败荷。猎手发现被射中的大雁，血肉模糊的翅膀还在挣扎扑动，真是可怜。作品体现了作者对大雁悲惨结局的无限同情。
元朝人认为“万物有灵”，对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的保护极为重视，从猎捕工具到猎捕时禁都有严格规定，不得滥杀马牛羊，甚至对病死的牛马也要检查。据《元史·刑法志·禁令》记载：“诸打猎及捕盗巡马弓手、巡监弓手，许执弓箭，余悉禁之。”元朝还明文规定：“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诸郡县岁正月五月，各禁宰杀十日，其饥馑去处，自朔日为始，禁杀三日。诸每岁，自十二月至来岁正月，杀母羊者，禁之。诸宴会，虽达官，杀马为礼者，禁之。其有老病不任鞍勒者，亦必与众验而后杀之。诸私宰牛马者，杖一百，征钞二十五两，付告人充赏。两邻知而不首者，笞二十七。本管头目失觉察者，笞五十七……诸私宰官马牛，为首杖一百七，为从八十七。”
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下旨：“凡耕佃备战，负重致远，军民所需，牛马为本。往往公私宰杀，以充庖厨货之物，良可惜也。今后官府上下、公私饮食宴会并屠肆之家，并不得宰杀牛马，如有违犯者，决杖一百。”元朝禁止捕猎怀胎母兽及幼仔，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下诏：“禁畏吾地禽兽孕孳时畋猎。”还规定：“禁休杀母羊。”据《元典章·刑部·禁屠杀》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颁旨：“休杀羊羔儿吃，杀来的人根底打一十七下……”
元朝施行“取有时”的围猎政策，即春夏不围猎，《大札撒》要求：“从冬初头一场大雪始，到来年春牧草泛青时，是围猎季节。”据《大元通制条格》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规定：“九月、十月、十一月这三个月围场者，除这三个月外休围场者。”
元朝还对一些特殊鸟类加以保护，如《大元通制条格·杂律》记载，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下旨：“有海青呵，休教货卖。”海青即海东青，学名矛隼，一种中型猛禽。大德三年（1299年）七月，为了消灭蝗虫，还就“禁捕秃鹙”下旨——将保护益鸟与治理蝗虫结合，体现了治理生态环境的智慧。皇庆元年（131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旨：“迤南天鹅、鹚、鸦、鷤、雁、鸭等，依在先例禁了，休教打捕……”雁、鸭可以打捕，对天鹅等珍稀鸟类明令禁捕。元朝还施行放生政策，元英宗硕德八剌至治三年（1323年）曾一次放生十万只“笼禽”。据《元史·英宗本纪》记载：“至治三年夏四月甲戌敕放笼禽十万，令有司偿其直。”
元朝以诏令的形式设立了一系列禁猎区，据《大元通制条格·杂令·围猎》记载，中统三年（1262年）十月，忽必烈颁布诏令将中都四面各五百里地指定为围猎禁地，并规定官员管理责任：“百姓于禁地内打捕野物者，仰管围场官与各处有司一同断罪。”
元代虽对禁捕有严格规定，但弛禁有节，遇自然灾害时，放宽对相关地区的禁猎，忽必烈曾三次下诏“弛禁”，“惟勿杀孕兽”。元成宗铁穆耳也推行过“驰禁”政策，据《元史·成宗本纪》记载：“辛卯，夜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遣使分道赈济，仍免太原、平阳差税，山场河泊听民采捕。”放松对“渔猎”的管制，多是在发生自然灾害时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救助措施。
4.
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关汉卿《一枝花·杭州景》
关汉卿（约1234年—1300年），“金遗民，入元不仕”，一生主要在大都（今北京）从事戏曲创作，晚年到过杭州，其创作杂剧六十余种，《窦娥冤》《救风尘》为其代表作，多反映社会现实、人民苦难及反抗精神，为元曲四大家之首。关汉卿生于北国，对有湖山之胜的杭州，早已心向往之，这首曲是他到杭州后所写。作者笔下的杭州以青绿为基调，远处吴山山色青如翡翠，钱塘江水碧如万顷玻璃，更何况到处是清溪、绿水，而户户人家，栋栋楼台，也都掩映于这碧云翠霭之中，就是最好的画家也难以描绘。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极为重视对水源的珍惜和保护，早期蒙古族习惯法中已有“禁止向水中溺尿”的禁忌，之后将这一习惯法列入法律，在《大札撒》中明确规定：“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中。”“于水中、余烬中放尿者，处死刑。”还下诏令：“金水入大内，敢有浴者、浣衣者、弃土石瓴甑其中、驱牛马往饮者，皆执而笞之。”元朝建立后，中原地区水资源相对丰富，如何防止水患、利用水资源成为重要任务，朝廷着手建立、完善水资源管理机构。据《元史·河渠志》记载：“元有天下，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修水利，修理河渠为务。”
《大元通制条格·田令·农桑》用了较大篇幅对水资源利用加以规定，确立了水资源分配、利用“利国便民”的原则，内容包括方便就近灌溉、灌溉优先于水碾、公平分配、协调河运等方面。同时，鼓励民众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水资源：“近水村疃应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芡菱、蒲苇等，以助衣食。如本主无力栽种，召人依例种佃，无致闲歇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