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21岁，在乡政府任民政干事。

　　这年8月，酷热难当，即便是早上，太阳一露脸，地上就像着了火。那天下午3点，一个村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乡政府：“公路坳坳里有一个外地女子受伤了，痛得直叫唤呢……”

　　乡长一听，让我立马骑上自行车赶往事发地。

　　乡政府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是碎石路面，平常鲜有车辆通行。户外，热浪扑面，汗水横流，我蹬着自行车费力前行。

　　现场一堆人围住伤者，有的为她遮阴，有的给她喂水，有的问她住址。“让一下，让一下！”我拨开人群，只见伤者40来岁，穿着破烂，正坐在地上大声哀嚎。她右小腿有一个一尺多长的口子，流出的血已凝固。我问她基本情况，她一口外地方言，根本听不懂。

　　救人要紧。我急忙问周围群众：“哪两个去做个担架来？往区卫生院抬，乡政府给报酬。”那时没有手机，无法请示乡长，我便自作主张。群众对政府非常信任，很快有两个30多岁的年轻男子用竹子做了一副简易担架，抬着伤者往区卫生院赶。

　　事发地距离区卫生院不远，4公里路。此时的阳光，像一把利剑，正无情地刺向大地。我们赶到区卫生院时，已汗流浃背。

　　区卫生院领导一边听我介绍情况，一边组织医生对伤者进行检查，发现伤者右脚粉碎性骨折，腹内有伤。医生对骨折地方进行复位、对伤口进行包扎后，建议将伤者转到县人民医院救治，因为区卫生院医疗设备简陋，无法确诊内伤。

　　时间已是傍晚7点，要去也只能是第二天了。我没料到事情有这么复杂。两个年轻男子听说后坚决不干了，嚷嚷着要回家，甚至说报酬不要了，反正不能再跑那么远。我好说歹说，总算把他俩留了下来。当晚，我自掏腰包请伤者、两个年轻男子吃饭，然后坐在区卫生院的一间病房里，在汗水、蚊子的陪伴下，熬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天空碧蓝如洗，趁红日还未爬上山，我赶到通往县城的公路边拦客车，两个年轻男子则借用区卫生院担架，抬着伤者紧跟其后。好不容易拦下客车，座位都满了，只好把伤者安放在过道上，我们在过道两端站着。

　　那时车子没有空调，车上人多货多，臭烘烘的，车窗外时不时卷进一股尘埃，让人灰头土脸、心烦意乱。一路上，伤者呻吟不止，每当车子颠簸一下，更是嚎叫不绝，我只好低声安慰。有乘客忍不住了，以为伤者是我亲属，说些不阴不阳的风凉话。两个年轻男子见状打抱不平，对那乘客说，这是我们乡政府的干部，与伤者非亲非故，都是做好事的。听罢，刚才喋喋不休的乘客不再言语了。

　　客车缓慢行驶着，经山梁、穿河谷、过轮渡，终于到达目的地。我们下车后几经周转，到县人民医院已是上午11点。因事发突然，我既没开具单位介绍信，又没带多余的钱，伤者入不了院。我反复交涉，收效甚微。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我想到了县民政局范局长曾讲过遇到这种事情该如何处置，于是，我让两位年轻男子在医院门口看守伤者，自己风急火燎赶往民政局。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直接找到范局长办公室，讲清事情来龙去脉后希望得到帮助。范局长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干部，不苟言笑，他听后对我讲：“你做得很好，马上返回医院，救人要紧，我现在给院长打电话。”当我回到医院时，伤者已被抬进了急诊室。办完住院手续后，我们准备回家，这时才发现，当天唯一的一趟班车已经开走了。

　　为节约钱，我们决定找一家小旅馆住宿。那时没有身份证，需要介绍信，但是我们哪有介绍信啊？没有介绍信，服务员死活不让住。我翻遍全身，找出伤者入院证明，再说了一大堆好话，服务员才让我们三人在一个20多人的房间住了一宿。是夜，由于劳累疲乏，我睡得很沉。

　　回来之后，我向派出所报案，因当年侦查水平有限，此案侦而未破。再后来，伤者家属从安徽找了过来，为民政局张贴了一封感谢信。年底，在全县民政工作总结大会上，范局长对我的行为进行了特别表扬。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