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中明清时期的官员形象，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往往是其官服胸前那色彩斑斓的纹样。如同日本的家纹、欧洲的纹章一样，这些纹样让人远远地就能看出官员的身份。不同的是这里的身份，指向官员的品级，而非其血统与家世。

　　在古代中国，服饰从来不仅仅是遮羞、保暖的什物那么简单。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官员，其服饰在颜色、款式、材质、配饰上均有严格规定，不得僭越。对这一切细枝末节加以厘清并予以规定的制度，就是冠服制度。冠服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就是诞生于明朝的官员补服制度——所谓补服，又称补褂、外褂，即衣服前后各缀有一块“补子”，用以区别官职差别。补子用飞禽代表文官，如一品文官用仙鹤补；用猛兽代表武官，如一品武官用麒麟补……

　　粗看中国历代官服史，可以发现这些华丽的纹样似乎直到明朝才突然出现。那在明朝之前，朝廷君臣如何通过冠服区分地位？而明清两朝的补服，真的如空中楼阁一般直到十四世纪才问世吗？

　　事实上，补服正式诞生于明朝没错，但其历史渊源却能细究到更远。而用不同的花纹区分地位这一做法，本身就有着漫长的历史。

　　自三代以降，服饰就是中国等级制度的直观体现。在祭祀、朝会等场合中，君与臣、臣与臣之间都对应不同形制的服饰，以达到“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礼制要求。正如《左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周朝关于祭祀礼服“六冕”的规定，是当时首服制度的代表。

　　所谓“六冕”，是指周朝君臣祭祀天地、先王、山川、社稷时穿戴的礼服，分别名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和玄冕。“六冕”中，以大裘冕为贵，上绘十二章，为天子所专用；其他五冕则由君臣通用，分别绘有九、七、五、三、一章。

　　虽然大裘冕为天子所独有，但其余五冕的形制统一，故而当君臣身着同一种冕服时所用的章纹数都是一致的。对此，《后汉书》评价为“古之天子虽极尊也，而与公侯卿大夫士受秩于天者均”。从中可以看出，在汉人眼中，周人君臣之间的等级差距还不是非常明显，其冠服制度中尚能品味出“受秩于天者均”的古朴气息。

　　秦朝统一后毁灭古礼，“六冕”随之被废。东汉明帝时期冕服重新被使用，章纹依然是区分等级的重要标志，如《后汉书·舆服志》所载：“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

　　由周至汉，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的冕服通过章纹等装饰性图案以区分贵贱。秦以降，历朝对官员的朝服开始进行规范，南北朝时期发展出了统一的朝服制度。隋朝统一后，关于官员的朝服品级制度愈加详细，从《隋书·礼仪志》中可以看到，隋朝朝服在服装形制上并无明显区别，品级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冠及剑、佩、绶等配饰上，这种区分显然没有冕服上的区分那么“显性”，很难达到“明等威”的目的。

　　及至唐朝武德年间，朝廷终于开始以常服的颜色来区分官员品级了。武德四年（621年），唐朝制定的常服规范，成为品色服的雏形，其中皇帝着赤、黄二色，亲王及以下至文武百官、庶人部曲等分别着紫、朱、黄、绿、青、黄白色。之后唐朝品色服制度进一步系统化，并细分至每一品级：三品以上着紫色、四品着深绯、五品着浅绯、六品着深绿、七品着浅绿、八品着深青、九品着浅青，流外官及庶人着黄色。这一划分方式为宋朝所借鉴，至宋神宗时期形成了以紫、绯、绿三色分品级的品色服制度。

　　为方便区分官员地位，唐人将视线投向了颜色，而明人在继承品色服制度之余又将目光投向了“禽兽”——这里的“禽兽”，是指以禽兽为内容的服装纹饰，其中文官饰以禽，武官饰以兽。正如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遗》中所言：“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武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象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

　　从《旧唐书》记载来看，武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依官员品级、职司分别赐予不同动物章纹绣袍的做法，这无疑为日后补服纹样的选择提供了参考。金元时期，胸背开始流行。所谓胸背，是指服装上位于前胸、后背处的纹样。元朝的胸背直接织、绣于服装上，其纹样种类众多，有云龙纹、凤穿牡丹、鹰逐兔、花间卧鹿等。不过金元两朝的胸背多为装饰、应景，与地位品级并无直接关系。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制定公服时先框定颜色，并遵循唐制以紫、绯、绿、青等色系对应各品官员。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再传谕相关官员“其常服，葵花胸背团领衫……无品从者，常服团领衫，无胸背花，不拘颜色”。从后一道谕令可以看出，胸背已然与官员品级发生了联系。而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胸背纹样与官员品级之间的联系终于制度化。据《明会典》载，百官常服花样如下：“公、侯、驸马、伯服，麒麟、白泽。文官一二品仙鹤锦鸡；三四品孔雀云雁；五品白鹇；六七品鹭鸶鸂鶒、八九品黄鹂鹌鹑练鹊。风宪官用獬豸。武官一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马。”

　　明朝出于“古昔帝王治天下，必定制礼以辨贵贱，明等威”的政治考虑，“服色不能无异”，故而最终孕育出了精细至极的官员补服制度，这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从朝代更迭来看，后朝对前朝制度的承袭并不奇怪，如汉承秦制、唐承隋制等，故而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就已经部分借鉴了明朝的官员补服制度，规定“诸贝勒服四爪蟒缎补服，都堂、总兵官、副将服麒麟补服，参将、游击服狮子补服，备御、千总服绣彪补服”。

　　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正式颁布了《钦定服色肩舆永例》，明确以补子纹样作为官员品级的区分标志，除却亲王、公侯伯等爵位外，规定百官“一品用仙鹤、二品用锦鸡、三品用孔雀、四品用云雁、五品用白鹇、六品用鹭鸶、七品用鸂鶒、八品用鹌鹑、九品用练鹊；武官一品二品用狮子、三品用虎、四品用豹、五品用熊、六品七品用彪、八品用犀牛、九品用海马；都察院、按察使司衙门官，不论品级均用獬豸”，可以看出顺治年间清朝的官员补服制度，几乎完全承袭明朝。

　　顺治之后，官员补服制度又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多次调整，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随着《皇朝礼器图式》的完成而最终成型。清朝贵族阶级偏好蓝青色系，不同时代的补服大体包括石蓝、石青、元青等颜色。这些颜色仅从文字描述难以区分，但从《康熙南巡图》《祭先农坛图》《马术图》等画作中可以看出，有清一朝的补服底色呈现出自蓝向青、由浅而深逐渐过渡的倾向。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环，冠服制度及其细支官员补服制度自然而然地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然而一件补服，不仅是政治形态的反映，更体现着一个时代的制作工艺和时尚文化，将之归为艺术品，倒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