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朐县检察院以前的大门

　　被浸湿过的旧照片

　　1987年的阴历正月初十，上午10时许，我从山东省临朐县委大院西南角那三层灰色小楼出来，心里七上八下的。

　　组织部干部科的张科长，给我一张盖着红章的介绍信，让我与来自杨善乡党委的王春吉兄，去各自的单位报到，我去县检察院，他去县法院。离开干部科时，一瘦高个儿进门，屋里的工作人员立马都站起来。凭直觉，这瘦高个儿是位领导。

　　“你就是小王？去检察院可得好好干啊，那检察长厉害，如果偷懒耍滑，三天就被撵回来！”瘦高个儿很严肃，也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

　　路上，我边骑车子边想：这检察长咋就那么凶呢？

　　1.

　　沿着县一中西墙外的文化路，经过县博物馆，一路往北，过了县建行，就看到了路西朝东挂着县检察院大白牌子的简陋大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这么破落的机关？

　　是把自行车放在院外，还是推进院内？我正在门口纠结着，“你找谁”一声断喝，吓我一跳。原来，这高大严肃的人，乃是门卫张明义师傅。门卫尚且威猛如此，那检察长们岂不都是虎豹之辈吗？我心里更怯，更别扭了。

　　院办公室在一楼。看过组织部的介绍信，浓眉大眼的办公室主任笑脸相迎：“请坐，我帮你报到去。”办公室主任说着，去了二楼。不一会儿就下来了，笑着说，去检察长办公室吧。直接面见检察长？我耳朵里一阵轰鸣。

　　二楼楼梯向西，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端坐着一位瘦长黑脸的长者。办公室主任向我介绍，这就是张检。面相凶！我心里咯噔一下，心就立马蹦到了嗓子眼儿。我的天，怪不得组织部部长吓唬我，这检察长果真一黑脸呢。张检察长看我两眼，一指凳子，坐。回头又对办公室主任说：“这小王家不简单，一年考上了两个大学生，是我们公社的骄傲呢。”后来我才知道，我哥俩在七贤中学考大学那年，张检察长就在七贤公社任党委书记。至此，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稍稍放了放。

　　“小王，你就在办公室跟着老周写字吧！”张检察长一说，我被白净而举止优雅的周副主任领下了楼。

　　院办公室王主任跟周副主任，在办公室朝阳面一西一东对桌。我跟统计员老刘在北面对桌。文书小宋跟司机小吴在东面对桌。再加上财务室的老鞠和小冯，生活管理员老曾，打字员小张，司机室里的老钮、老王、老夏、老高等，办公室十三四人，跟我在山区高中的语文教研组差不多大。

　　王主任管行政，周副主任分管文字，我便被称为王秘书。有人在我背后喊“王秘书”，我却不知道是喊谁——我习惯被称为“王老师”，在任教过的高中和师范学校，在组织部，也被称作“王老师”呢。“王秘书”？一夜间，称呼完全变了，让我浑身不自在。

　　临来报到前，师范学校的女副书记梁兵老师——曾担任过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告诉我，可别去机关当秘书，光跟着“一把手”应酬就治煞你！梁书记知道我滴酒不沾，担心着呢。我后来知道，哪有什么应酬，这梁老师尽吓唬我！然而当时更让我不自在的不是应酬，而是新单位办公室的小青年们凑前问我：“王秘书，你四十几了，你孩子上几年级了？”

　　他们的问话，让我摸不着头脑。孩子还在媳妇肚里呢，何况我才过26岁，能有那么老吗？也许是一身教师节时发的福利蓝呢子中山装，黑色鸭舌帽，宽边黑色玳瑁眼镜，让我的长相跑得急了点吧。

　　回家说给老人听，母亲扑哧笑了，说：“人看咱老成点好，省得人家欺生。”后来证明，我这老相，在他人眼里，跟城府深是孪生兄弟，避免了诸多麻烦。

　　2.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一旦踢开了，步步顺心。乍到新单位，谁都想急于表现自己，急切盼望来个开门红，给大领导留下个好印象。但你要烧香，佛却掉头，事情往往难遂人愿。我的头两脚，就全踢歪了，踢砸了，甚至有点惨不忍睹。

　　头一惨事儿，是败在数字上。

　　单位“一把手”张检要去潍坊市检察院参加全市检察长会议，安排我弄一个汇报。作为一直在学校业余写稿爬格子的我来说，并没感觉任务的压力。毕竟我曾在《中国青年报》，省、市日报和电台等媒体发过通讯、消息稿，还为被吹捧为“学校一支笔”而沾沾自喜呢。一个汇报，小菜一碟吧。找来两年的单位工作总结，突击阅读一个晚上，梳理出工作重点和全院科室的工作脉络。第二天，跑科室，拜科长，找内勤，搜集案例和数字。忙活了两个通宵，瓜子皮吐了一地，10多张稿纸誊抄清楚，上交给头儿，心里那个痛快啊，好比大夏天吃了块冰镇西瓜。

　　翌日上班，王主任喊我：“赶紧去张检办公室！”主任的口气似乎不对劲，我心里开始打鼓。检察长从老花镜上面生生瞪了我半晌，一句话不说。直把我看得毛骨悚然、两股战战，他这才把老花镜摔在桌上，吐出几个字来：“这数字是你造的吧？咱这是办案单位，可不能乱来，该什么就是什么，胡编乱造可不行，拿回去吧。”

　　我怎么胡编乱造了呢？不就是多用了几个程度副词吗？正郁闷呢，分管文字的周副主任出差回来了，拿起我的处女文稿一看，哈哈大笑，笑得流泪了呢。刚刚盼到的救星，又笑得我心直发毛。

　　“这一年查处10多个正科级干部，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这数字哪儿来的？”周副主任的话让我终于心里透明，是统计数字出了毛病，可这都是科室内勤提供的啊，还能有假？周副主任说：“有些内勤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不懂业务，态度不严谨，肯定是估计出来的数字，你应该再找办公室统计员老刘核对下才行。再一个，语言要平实啊，咱张检可是很务实的人呢！”

　　看来，这头一脚是踢砸了，只能另起炉灶。

　　重新跑科室，核对案例事实，尤其是那些数字，力求准确，再准确。统计完毕，又找对桌的统计员老刘核对。老刘是谨慎人，他建议我再找分管领导审核下数字。至此，我才明白，司法机关的办案数字，必须丁是丁，卯是卯，不能像粮食估产，想当然。

　　晚饭没敢回家吃，趴在办公室值班室，关起房门，挑灯夜战。嘭嘭嘭，敲门声惊醒了趴在桌上朦胧的我。是头儿！张检披衣进门，拿起刚刚誊抄完毕的材料，翻了两遍，脸上闪过难得一见的微笑。我抬头看表，凌晨四时。原来，张检也一晚没回家。

　　3.

　　第二件惨事儿，惨在重名上。

　　“王秘书，你的稿子上法制报头版了，还加了编者按。回来请客吧。”出发途中的我，接到同事的报喜电话。怪不得早上宾馆的枝头有喜鹊叫喳喳，原来喜事临门了。

　　准确说，应该是新闻稿上了《山东法制报》的头条。那稿件的内容是法盲村干部私了案件，编辑加了编者按，让我有些意外。说起这篇新闻稿件的新闻源，还得感谢一科的检察员老郭，是他在审查提审案件时发现的线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称侦查监督科为一科。

　　这起私了刑事案发生在临朐县偏远的东北乡林村，案发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治保主任一行六七人，来到县公安局刑警队，递上村委会出具的嫌疑人与被害人已经达成赔偿调解协议的证明函，要求公安局撤销案件，放人回家，遭到公安干警的严词拒绝，刑警队队长还对村干部进行一番普法教育。

　　朴实的村干部不懂法，这些人的行为，严重超越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所规定的村委会的权利义务。这在当时条例颁布不久的形势下，很有反面教育意义。就在稿件刊出的第二天，《农村大众报》也予以转载，省广播电台还来电话，要求我将稿件改写成一篇理论宣传稿，可谓是一石三鸟喜事连连。

　　然而，正当我被喜讯冲昏头脑之时，三九寒天里，一盆凉水兜头泼来。那天出发回城，没直接回家，兴冲冲奔向院里的办公室。刚进门，王主任一脸严肃地说：“小王，快给营子乡供销社跟你重名的书记打个电话，他昨天被村里的干部群众围攻了，乡领导也找他，责备他为出风头扬了家丑，那个老王昨天还来咱院找领导诉苦呢。”还有这等怪事？我是既抱歉又郁闷。抱歉的是，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秘书，稿子惹出麻烦来，让重名的供销社王书记帮我顶了屎盆子。郁闷的是，本来是毫厘不差的事实，乡领导竟然也干涉起来。

　　我在电话里跟重名的王书记解释道歉一番后，王书记接受了我的道歉，还安慰了我几句，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